庆余年：看似“传统”的国风剧，如何引发“新”共鸣？
8月7日，第26届上海电视节“白玉兰绽放”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。由腾讯影业、新丽电视、阅文集团等联合出品的电视剧《庆余年》，最终斩获最佳编剧(改编)、最佳男配角两项大奖。白玉兰奖是“中国电视剧三大奖项之一”。
白玉兰奖对《庆余年》编剧王倦的颁奖评语是：“在原著小说的基础上尝试了独特的表达，细处见微光，轻松幽默的语言风格，有新时代年轻感的人物设置，让人耳目一新。”
一部热门网络小说，如何变成一部好剧？一部国风作品，又为何能引发新时代青年的共鸣？
自记事起，来历不明的孩子就遭遇歧视与危机。他挣扎、奋斗，幸运地获得了几位长者的帮助，最终成就一番功业。
这样的故事在虚构世界中一再重演，相似的悲喜也始终存在于人间，所以它们总能唤起读者或观众的共鸣。不过，凡事有利有弊，孩子升级打怪、修仙飞升后成了英雄，一不留神就丢掉了人性，或者不再关心被他抛得远远的普通人。古代、当代瞬间割裂，人性带来的感动就消失殆尽了。
所以，张无忌的犹疑和韦小宝的油滑就格外宝贵——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。
基于同样的原理，范闲的故事一开始就带来惊喜。他有缺点，但知行合一，为人处世洋溢着理想主义。这个带着私生子“原罪”的男孩，怀着赤子之心，竟然没有生出危险的戾气。《庆余年》第一季看下来，鲁迅先生写在《新青年》上的期许每每浮现：
“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，只是向上走，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。能做事的做事，能发声的发声。有一分热，发一分光，就令萤火一般，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，不必等候炬火。”
这绝非夸口。庸常生活中往往被忽视、甚至引来嗤笑的高贵品格，就在范闲和他周围那些人身上闪现着。
当代观念与古代社会的兼容提示我们，一个“穿越”故事应具备怎样的追求，应该怎样反观我们自己。这也解释了观看的意义：我们为什么喜欢“国风”？
“在京都，要谨慎些。”父亲的告诫，仿佛成人社会对一个年轻人的明确警告。可想而知，范闲回应得毫不在意：“我一向挺谨慎的。”
显然，范闲不知道自己将面对多么波谲云诡的局势，但一些观念切实支持他生出自信。他笃信众生平等，这一点是最为现代的观念，贯穿着故事始终；面对无处不在的观念冲突，他都尝试去平心静气地讲道理。观念与行为妥帖结合，给一系列令人感动的剧情赋予了情理基础。
改编自猫腻同名小说，由腾讯影业和新丽传媒共同打造的热播剧《庆余年》，剧情暗线是范闲母亲叶轻眉的故事。她怀着极美好的理想，却不为那个社会所容，最终被其吞噬。范闲未曾见过母亲，寻找自己的根也是故事的基本动力。第六集里，他读到了令人震惊的碑文。他尚未领悟叶轻眉的社会理想，但母亲的理想终将融入他的生命：
“我希望庆国之法，为生民而立。不因高贵容忍，不因贫穷剥夺，无不白之冤，无强加之罪……我希望庆国之民，有真理可循。知礼义，守仁心，不以钱财论成败，不因权势而屈从。同情弱小，痛恨不平。危难时坚心志，无人处常自省……”
这些语句脚踏实地，不迂阔，也不愤世嫉俗。剧中处理非常动人，伴着叶轻眉的画外音，范闲徜徉街市，芸芸众生已然静止，留在他们享受生命美好的一刻。或娱乐、或说笑、或阅读，有人正为蔬果讨价还价。
“……愿终有一日，人人生而平等，再无贵贱之分。”
这段自陈，与马丁·路德·金的名篇《我有一个梦想》可谓精神相通。实现理想不易，但社会正义的理想如灯塔般感召一代又一代人前进。不卑不亢的理想主义，提升了国风剧的品位。
即便少年心气、忠肝义胆等常见的传统价值，本片的编剧王倦也挖掘得更为深广。他理解了这个架空世界的灵魂，与猫腻的原著小说一脉相承。
网络文学并不天然等同于“爽文”，描绘勾心斗角也不汲汲于展现人性幽暗。反过来，它们承接着希望。
王倦在编剧阐述中自陈，他希望减少范闲在原著中由杀伐果断体现的黑暗一面，更为注重人性的温暖。他的幽默恰到好处，总是会心一笑，不曾耽于圆滑流俗。但第一季中，范闲遇到的挫折、痛苦未必足够促进其成长，所以他选择重新塑造义士滕梓荆。
原著中，滕梓荆一直陪伴在范闲身边，是位听话的属下。“现在改成有过去，有挣扎的人物，他和范闲逐渐建立友谊，然后再从他的故事上，带给范闲挫折和打击。”
滕梓荆因伸张正义，受到权贵的欺侮和损害。他想寻找妻儿，遂央求范闲帮忙，愿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，事成后任由对方差遣。面对死士般的性命相托，范闲当然无法接受。他愿意帮忙，但只是出于正义和友谊。他坚信，两个人的关系是平等的。
王倦令支线人物更加丰富，让滕梓荆成为了自身的主角，以及范闲成年后第一个平辈的朋友。“而这，也是范闲选择勇敢面对这世界的最强动力。”
少年汲取着前辈和朋友的善意和爱，践行自己的观念，不闭塞亦不随波逐流。充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氛围，只可能批量生产精致的利己主义者。《庆余年》构建宏大的世界，同样关注着个体的端正。在众生平等的基础上，耳熟能详的价值观在剧中获得拓展，营造着星星点点的希望。
面对未知的成人社会，范闲对真诚、平等的坚持会赢得年轻观众的共鸣。说理则是他成熟的一面，遇事不是压服，而是讲道理、明是非。这就是一个真正成年人该有的样子。
对于观众，接受范闲反复伸张的道理非常容易，但要记得他身边都是古人，思维方式格格不入。古今相遇碰撞出的火花引人发笑，但剧情不能敷衍而过，隔阂绝不会因观念正确而自然消失。
范闲希望忠心耿耿的守护者五竹独立，为自身活着。五竹的反应却是：“你不需要我了？”讲尽道理，五竹仍旧“不是很明白”。尽管存在“我虽体弱，心却倔强”的婉儿，追求爱情也不是那时的女孩子能轻易接受的。
徐贲教授阐述过：“说理是一种教养，其间包含两层含义：首先，要保持一种不去侵犯别人的心态；其次，要学会用一种别人最能接受的方式去表达你的说理。”说理是当代社会格外需要的品质，在人身依附关系再正常不过的年代就更加需要，但方式必然不同。同理心使人关注他人的所思所想，再正确的道理也应该靠交流和说理，而非威吓令别人接受。
在《庆余年》中，亘古不变的人性成为沟通的起点。
范闲离开奶奶时依依不舍，冲动地亲吻了老人家的额头。老太太惊叹：“这成何体统！”但她迅速接纳了这种告别方式，因为她发自内心地疼惜孙儿。夸张的感情外露容纳着千言万语，此间也算自圆其说了。
另一段令人震惊的剧情，是范闲要求父亲范建向二儿子范思辙道歉。没有证据，单凭怀疑，范建就让贪财和冲动的范思辙下跪很久。在贾政惩罚贾宝玉天经地义的时代，就需要说理将看似荒谬的要求阐释得合情合理。
范闲的理据齐备、层层递进：范思辙并没有放鹰逐犬、吃喝嫖赌之类的陋习；他痴迷于敛财，实际上源于崇拜身为户部侍郎、掌管天下钱财的父亲；冲动的原因，正是因为对方对父亲出言不逊。
“他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能够得到您的欣赏。”范闲对顽劣的弟弟不计前嫌，反而仗义执言，指出父亲的谬误。父亲心里惭愧，但表面仍然维持尊严，只许诺范思辙提一个要求。没想到，他居然提出全家一起推牌九——也就是玩骨牌——还要带着钱玩。
不计前嫌化解家庭矛盾，合乎每个人性情的“大团圆”，以及晓之以理、动之以情的态度，让当代观众与剧中的古人都能接受。体认人心，时刻关注着“人”，尊重观众和角色，是好剧的关键。
引发这番争执的是《红楼》。范闲凭记忆渐次默写的《红楼梦》，以《红楼》为名流传开来，引得洛阳纸贵，连妹妹都在“催更”。权贵公子不怀好意地当众羞辱《红楼》为“秽俗之书”，范闲站出来为文学辩护：“若是不出名，就写不出好作品吗？‘非学无以广才，非志无以成学’。”他激昂但精确地批驳对方，“连正视他人文字的涵养都没有，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！”
这里可以见到范闲对《红楼梦》的珍视，也展现了他的正直。热血、冷静与善解人意等特质集于一身，范闲的形象是理想的，也是关于何谓成熟的示范。
踏实的理想主义，是《庆余年》的灵魂所在。几乎没有人喜欢虚伪与霸道，人物的良好品性使国风故事与现实联系在了一起。
事实上，《红楼梦》不仅是一场激烈冲突的导火线。《庆余年》与这部经典名著存在更紧密的联系，其书名便来自第五回巧姐的判词：
“留余庆，留余庆，忽遇恩人；幸娘亲，幸娘亲，积得阴功。劝人生，济困扶穷，休似俺那爱银钱忘骨肉的狠舅奸兄！正是乘除加减，上有苍穹。”
范闲对这段判词心有戚戚，巧姐与他的跌宕命运形成了对应关系。两人都面对亲人的贪婪与阴损，无意义的挣扎，以及与它们相对的善意，即对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”的信任。
“非学无以广才，非志无以成学”，则源自诸葛亮的名篇《诫子书》。毫无疑问，猫腻与范闲都钟爱古人的智慧。学习与立志都殊为重要，它们乃是立身、为人的前提。
对古代文化的展现，在范闲与北齐文坛大家庄墨韩的切磋中达到高潮。朝堂夜宴上，范闲诵读了诗词名作百余篇。他无法解释自己与这些作品的来历，只能盛赞它们属于“千载风流，文采耀目”的世界，乃是自己梦里留下的画卷。
朝堂暗潮涌动，但前辈庄墨韩仍为这些诗词打动，很多观众被赤诚、谦逊的老人感动哭了。一条受到欢迎的弹幕感叹：“这是真的文坛大家，输给历代文坛大家，不丢人。”老先生惜才，不愿看那些绝句蒙尘，告诫范闲不要随波逐流，成为“杀人放火金腰带”的浊物。这位仿佛集合了庄子、墨子、韩非子的文坛耆宿，以及扮演他的老艺术家许还山，都赢得了年轻观众的敬重。
追剧的同时，编剧王倦在微博上写下自己的评点：“原著经典段落啊，没错，这段保留，只会有那么一点点小改动，不仅仅是斗诗，也不算是抄诗，这是把一整个文明的文学之光砸在了殿上。”
他因这个段落而兴奋，“他孤独了这么久，此时骄傲而思念。最难忘的世界，回不去的世界，这一刻和他梦魂相连，这些诗词，是给这个时代的，也是给他自己的……”
“哪怕只剩一个人，依然会有传承……”这是王倦的自信。
可以说，在形式与内容上，《庆余年》都展现了对本土文化的尊重。范闲与叶轻眉一样，是上一次文明留下的种子。他本性淡泊，却逐渐认清自己身上承载的重任。重量来自文明，超越个体，但不吞没个体价值。中文仍在未来使用，他的记忆是人类的星星之火。
传统之重要，在于它的永恒性，新与“旧”并不矛盾。人性、文化的光辉事实上是常新的，不因时代变迁、雨打风吹而消逝。
老先生将一生藏书都交给范闲，显然具有传承意义。他们接触很少，只是因文明而生出相互信任和责任感。《庆余年》的世界类似于“重生的文明”，架构相当复杂，剧集加以凝练后更加凸显了当代与古代的有机联系。
带着竹子、国画等传统文化元素的海报，是《庆余年》崇尚国风的直露一面。这种风格也逐渐为世界所认可，像“中国电影海报设计第一人”黄海为电影《寄生虫》设计的“山水版”海报，显然赢得了韩国导演奉俊昊方面的青睐。《寄生虫》冲击奥斯卡奖和于日本上映时，都选用了这一版海报。
黄海为电影《寄生虫》设计的“山水版”海报
日常生活里，以汉服从亚文化服饰逐渐成为日常衣着为标志，国风文化愈发为大众关注。人总是需要寻求依靠的，也期望了解自己来自何方。
对于原子化的个体，集体性的传统是慰藉的有效来源，家庭、社区、传统、祖国还可以为孤独者培育土壤、提供语境。范闲探求身世之谜，与当代人对传统的好奇并没有什么区别。
国风剧里精良的“服化道”，舞台上曼妙的国风音乐，成长过程里听到的成语故事、文坛掌故……它们都承载着传统，源自四面八方的萌芽破土而出时，对于文化的自觉就清晰起来。
在往往残酷的、令人哀叹的朝代更替中，我们依然能辨认出自己的根。无根的个体渺小如沙粒，无法亲近大地。国风看似轻盈，但它承载着抵抗虚无的重任。
还是与人性相关——自“国风”之始，就联系着先民的纯真时光。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爱情、劳作、善恶分明，先民那种纯真状态令人心向往之，却只能通过文艺作品回溯。
自最初的“国风”开始，百家争鸣、古典名著等具体而微的事物为我们设立了标准，融入我们的血液。范闲嫉恶如仇的人格，叶轻眉众生平等的理想，都是那些文化遗产的鲜活回响。
对电视剧行业来说，2016年是迷失自我的一年。“大IP”失灵，替身与抠像等问题时为舆论诟病，损害业界与观众的信心。
这种局面令人扼腕。2015年，剧本、拍摄及“服化道”都非常精良的《琅琊榜》播出，赢得了观众的喜爱。行业本应趁势而起，自我更新，没想到很快陷入了迷惑：重要的究竟是IP、流量、明星，还是故事、价值观、人文关怀？
《琅琊榜》导演孔笙强调过，他想通过故事传达的，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，“譬如人物内心最坚定的力量，譬如被视为幼稚和不切实际的理想”。见到了人，剧集才有生命，才能令观众信服。时间终究蹉跎掉了，令人欣慰的是电视剧行业坚持过来了。一批题材多元的电视剧或网剧涌现，令人惊艳。
同样令人欣喜的还有青年演员们，他们也是这个行业的未来。以偶像身份闻名的易烊千玺，短期内推出了《少年的你》和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两部广受好评的作品，还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短篇小说集《冬泳》。
在《庆余年》中扮演范家兄弟的两位明星，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进步。张若昀参演了“大导”林兆华复排的名剧《三姐妹·等待戈多》，在契诃夫、贝克特写就的永恒等待中，体会着人类无可摆脱的荒谬。而在方旭导演的《牛天赐》中，郭麒麟演绎老舍笔下孤单的私生子。年轻明星不为自己的名声束缚，以各种形式超越个体，去探求人类的精神处境。
挑战、尝试当是青年期待的，读书与舞台无疑比消费主义享乐更为积极和有益。这也是向上的青年偶像带来的光亮。由此所得到的营养，都将反哺在行业当中。无论面对古代的、现代的还是穿越的、科幻的故事，他们都能捕捉到角色的丰富之处。
谈起《庆余年》时，张若昀形容这部作品“诠释了一个人活着的尊严”。“大家觉得范闲与众不同，就是因为他拥有同理心，他可以感受到别人的痛苦。”对于人物，他的诠释也令人惊喜。青年明星的进步同样给人以信心，真正“摆脱冷气”，由此“有一分热，发一分光”。
一部制作精良的国风剧可以引发当代观众的共鸣。
“每一个人心里，或多或少都想过重活一次。”期待重新活一次，或许因为当下处境逼仄，或许源自更宏伟的理想。无奈的是，人可以奋力改变命运，却不能重活。而奋斗的结果往往如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的名句：“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向前，逆水行舟，被不断地向后推，被推入过去。”
这是人的局限，也是人的力量所在。国风剧给了我们做梦的机会，但梦却含着无比真实的成分，联系着令我们舒适的过去。电视剧工业的工作者们，以自己的专业造梦，进而给观众的人生带来长久激励。
“重活一次”这个前提使范闲的赤诚更加合理。他亲眼见到前辈身上闪烁的光芒，见贤思齐，懂得珍视过往与现在，懂得“为美好而活”。这个年轻人曾经只想维护自己的小日子，但随着思考和抉择，越发积极进取。他始终坚信自己不是什么棋子，不愿被有违平等的宏大价值裹挟。
“我是个活生生的人。”范闲明确地告诉世人。不用说，这就是我们的心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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